去年九月份，清水溝重建工作站三位成員：英欽、方昱及我，為了在全盟及台社協合辦的「九二一災區新生代觀點論文發表會」中發表論文，各自準備著自己的文章內容。那時候已經在工作站花費近一年時間及精力負責建構「老人公共食堂」、同時也擁有正式社工師執照的方昱（她蠻討厭工作站的人提她有社工師執照的事）其論文所觸及的內容，很自然地就以災區的社工（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為主要的軸線。

　一如以往，我們與楊金燕（中寮）、黃盈豪（雙崎）等其他在災區的實務工作者，也都儘可能地創造條件交換彼此的論文初稿，以便相互給予意見及批評。關於方昱的文章，我大體上沒有太大的意見，因為那篇論文的內容，偏向實務工作者在一路實踐過程中不斷與自己所受的社工專業對話，我算是喜歡，因為它是一篇充滿了「人味」的學術文章。唯獨一點，我希望她能在論文中再加重份量的論題就是：「社會福利無可逃避一個性質，就是作為資源分配的機制。因此社工、尤其在災區的社工，有其無可逃避的政治性，所以不要一付無辜樣。」

　這是去年九月的事了。之後我和英欽在竹山與老盟的工作者談過類似的東西、也和長老教會黃肇新執行長交換過想法。一直到十二月縣市長改選前，「社工在災區的政治」這樣一個命題，我才在內容上有了逐漸具體的想像。

　我想「社工」在災區兩年多來的實踐，有幾樣東西值得大談特談。

一、 助人關係中所謂的「專業倫理」到底求的是什麼？

　九二一地震後，地方政府依據九二一暫行條例大量設置「家支中心」（一年後改名為「生活重建中心」）作為社會∕社區福利機構，為九二一災區注入大量的社會福利資源。按方昱那篇論文的說法，一時之間，原本最窮、最落後的南投縣，社工員佔人口比例幾乎要趕上台北市，簡直是地震前城鄉資源差距拉大的環境中無法想像的。從災民而言，我們可以不去管陳婉真前社會局長有什麼政治上的盤算；整體來看，南投縣政府在救災的表現上，在陳局長去職之前，至少社會局是受到肯定的。可是，如果由這麼多由民間機構（NGO）所承接的二十多個生活重建中心內部來看，每年總計數千萬的經費，泰半以上都花在人事費上；也就是說，這些錢都成了社工專業者的「薪資」。社工員、社工師、主任等等社工科層組織，成為這整個社福體系中最直接的受惠者。

　我無意否認所有災區社工們的努力，反而因為有許多在災區服務的社工朋友，得以深知他（她）們基於各種個人的自我實踐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克服各式各樣的困難（尤其是來自家庭、以及價值觀上的衝突）努力地挻下去。其實災區社工的辛苦真不是在都會大型社福機構中服務的社工所能想像。不過，以清水溝重建工作站而言，工作者的「薪資」(Payment)，它不是實質上的「工資」(Wades)、而是「支持」(Sporting)。也就是說，我們從拿到「全盟」的經費起，每個月支領一萬五仟元，半年後調為兩萬，這樣的「水平」真是非常破壞「行情」，無論是就我們三人的學歷、經驗來看都是。「薪資」的定義就清水溝重建工作站而言，在性質上發生改變，它成了：「為了讓大家能夠繼續災區的工作，在經濟上的支持。」。

　老實說，清水溝能夠作到這點，有其歷史發展上的特殊條件可循；當然，也有其不儘人情的地方。如果為了工作站的永續發展，適度調高薪資反而是正當的作法。我提這件事，沒什麼對／錯議論的意思，而是企圖提出不一樣的論題出來而己。

　其二，我認為：「好的社工就一定是個社區組織工作者。」什麼意思呢？其實這在問一個問題：「社工的助人工作，到底它的「際份」在那裏？」它包不包括：「協助案主成為一個助人者」？也就是傳統的提法：「魚∕釣魚」上的問題。我不是學社工的，可是至少知道「培力」（Empowerment）也是社工助人工作中重要的概念，我也相信災區所有第一線的社工無時不在實踐工作中帶著苦思。然而，何以助人工作與組織有關呢？社工的助人工作，在「個案」處理之餘，難道在「個案」累樍一定數量之後，會看不出來其實有許多個案的「心理困擾」有其「社會結構」的問題在內？同時也在問：「社工如何不要一直都是助人關係中單向的『給予者』、『助人者』、『大奶媽』而己？」以及：「如何形成一個與『案主』、『服務對象』、『社區人民』共同學習、成長的機制？」這樣的提問，都直接指向社區的組織工作的進行與擴展。所以它也伴隨著另一個提問：「社工到底屬於『有問題的個案』？還是『弱勢族群』的？」

　如果答案是前者，社工得在就業市場上好好和心理諮商界及大醫院裏的精神科醫師廝殺一番了。如果是後者，就出現了「專業倫理」上的辯證關係。好的社工其實在把案主變成社工，進而取而代之。同時，形成組織以確保此一學習、長成的機制能永續發展。否則，災後湧入大量社福資源，就客觀而言，充其量不過是「創造社工的就業機會」而己。

二、 社工真的那麼政治無辜嗎？

　台中縣的狀況我不是太清楚，可是南投縣生活重建中心在實踐的過程中有幾個現象出現卻值得一提。

　南投縣所屬生活重建中心直接由縣政府發包給各民間立案團體，因此，縣政府以降的地方政府，如：鄉、鎮、市公所，乃至於村辦公室、地方社團、派系，幾乎與這項資源絕緣。縣內生活重建中心多數由具社工專業能力之NGO、教會組織所承接；其實這並不純粹是評審的結果，它與整個後端的作業沒有太大的關係，而是整個案子有其設計用心之處。其設計主要的目的即在避開地方政治派系的介入，以維持這個涉及災區龐大資源分配案子的專業性格。我所說的「專業」，是指生活重建中心的「構成」：高學歷的社工人員（農村根本找不到這些人）、煩繁的表格、專門用語、電腦、個案資料、督導會議、評估、財管、核銷、報告…等等這些東西。為什麼？理由很簡單，除了專業的NGO，這些都不是所謂的「地方派系」可能操作得來的東西，如此一來，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把他們排除在外。就地方派系的世界來說，生活重建中心這個案子根本就是「規格標」。

　所以，生活重建中心的政治角力老早在設計之初就已經在進行了。而不是現在才開始…

　南投縣各地生活重建中心一旦開始運轉，也會如全盟的工作站一樣，就開始擠壓到常年來不做事、只在選舉前才辦辦自強活動的各種在地團體，社區居民也因此開始有了比較基礎。在傳統地方政治版圖中出現了新勢力，一堆社區八卦就自然而然地跟著出籠。幾乎所有的災區工作者或團隊，無論在屬性上歸為那一個系統，都得面對這些困擾；其實這也是災區工作中蠻精釆的地方。問題是社工界如何理解這些東西？是「無辜」？還是「政治」？

　全盟系統工作站的經費來自以李遠哲為核心的社會名流所組成的團體，錢根本與縣政府無關，連這樣都多少受到政治因素的波及。那生活重建中心又如何？我想，彭百顯受弊案之累而遭致收押禁見，陳局長帶著彭縣長家屬及支持者在看所守前綁黃絲帶，以及縣長改選前社會局長陣前換將，加上諸多與社會局細微的互動中，政治味逐漸強過「專業味」的時候，生活重建中心背後的母機構都在思維著什麼？「資源」？「專業尊嚴」？還是「裝無辜」？

　我想，強調「專業」的背後，不是「沒有」(non-)政治，而是「去」(de-)政治。如果看清楚是「去政治」的話，那麼「專業」就是一項高度政治化的東西。

　因此「去政治」在災區社工的實踐工作中又有了一個新的辯証的提醒(Ins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