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安溪畔的生活－記錄我的社工朋友們全景傳播基金會 陳亮丰
幾十年賣土地下來，三叉坑部落三十戶人家，地震前還擁有農地的（擁有，但是面積不大），僅剩下七八戶。而勉強維持著欲振乏力的農作的，剩下不到五戶，走過穿龍、三叉坑、牛欄坑這一帶東勢以北山區，舉目所見整地良好、錏管整齊壯觀，高接梨的套袋迎風搖曳的果園，青一色是客家人在過去買了原住民的土地，長年經營出來的。三叉坑部落，三十年前開始流失土地，一直到這一代青壯輩，終於成為一個打零工的部落。二十歲到四十歲的男人們，除了兩三位公務員，兩三位客運車司機，兩三位水泥壓送車師傅之外，其餘的，都在東勢山區、中橫公路到梨山、南投霧社到靜觀一帶，靠著作高山果園的季節性零工、或建築工地的零工維生。而地震前幾年，梨山水果產業每況愈下，中部地區景氣下滑，建築工地機會變少，大型工程又雇用外勞，連零工都不好找，青壯年人遂有很長的時間待在部落裡，成為長期失業狀態，有一天是一天的，勉強過著日子。由於沮喪、日子悶得慌，酒喝得越來越多，遇到孩子繳學費的時候，有時候要敲門向親族求援。 1999年一場大地震，毀掉了三叉坑九成的住屋，多數的人住進了組合屋。地震後心情未平復，而救濟的米糧、麵條使廚房豐富，有房屋全倒補助金，部落的人們過了極為少有的，家家戶戶現金充裕的一個冬天。我帶著攝影機在部落裡，有很長一段時間，很難拍攝到人們工作，有現金不工作，人們喝酒喝得更多，喝到我無法拿著攝影機面對他們，雖然暫時生活無虞，但我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笑容。他們越喝心情越沈，直到春天之末，陽光開始晒痛我們的皮膚，三叉坑的土地仍然長著雜草，沒有除草機的聲音。 以工代賑也間接造成農地荒蕪，部落有些人分得「以工」之後，每天掃馬路、拔山路邊的草，每天僅需要一點工作時間，換取一個月一萬五千元左右的現金。「每天掃地，掃得馬路都要破皮了，馬路有什麼好掃的？」族人互相取笑著，繼續在長長的下午裡無事，或者喝酒。四月，一個朋友從鐵皮屋裡走出來，去山上砍了一車竹子，某天下午揮汗將竹樁打入土裡，和他的兄弟姊妹播下了這一年的四季豆種籽。Yaki（泰雅語老奶奶之意）看著年輕人彎腰在土地上，高興的梳好了頭站在空空的田地前方，對著攝影機說：「我要照一張相，後面要有他們工作的樣子」。這年夏天，以往會成群到梨山打工的三叉坑人，幾乎都留在組合屋裡，只有三個女孩去了梨山幾天。 在這樣的村子裡，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去觀察，跟著去打零工，聆聽他們斑斑血淚的都市求生史，試著理解過去的節節挫敗，理解這龐大的停滯，一種連生命也停滯的感覺。就在這時社工工作站來了新的年輕人，雖然我常去隔鄰的雙崎部落，但幾乎從來沒有去問過他們如何在山上適應，如何從這樣狼狽與停滯的現狀裡切入，去作他們的工作？他們沒有困惑嗎？那兩個年輕社工，一男一女，騎著機車，看起來那樣生澀，不煙不酒，在大安溪沿線一家一家認識著。他們租了村人的平房，正式掛起了牌子，他們能夠融入部落嗎？我刻意去看他們，發現他們被孩子們欺負著玩，孩子們連腳踏車都騎進了工作站，電腦也被孩子佔據，當雙崎入夜，工作站孤獨的亮著燈，兩個正在適應新生活的年輕人。我知道雙崎部落在資源分配上分為兩派，部落甚至派人在某天凌晨切斷了組合屋的水管，社工的工作，能順利推動嗎？ 部落的外來工作者，特別是年輕人，必須同時經歷文化震撼與階級差異的調整歷程，我想我們都一樣，一路走一路在錯誤中摸索，馬上調整。冬天又來到，我經常在三叉坑遇見穿著拖鞋越來越像原住民的書玄；某天，在狹窄的山路上驚訝的發現玉如開著九人座四輪傳動車（載送老人下山的醫療接送車）呼嘯而過，她什麼時候學會的？這是震後第二個冬天，三叉坑由於重建土地徵收問題逼近，我們兩組人常在夜裡組合屋的冗長會議裡碰面，一起苦口婆心的向部落的人勸說築巢專案的訊息，分析著貸款的危險，每次重建的會議，他們幾乎都出席聆聽。重建的危機，則使我們更深的走進部落。 在三叉坑，有一個外地回鄉的年輕人建治，是我們共同的好朋友。建治回鄉是個人生中的意外，三叉坑地震走了兩個人，一個是他母親，一個是他的弟弟，帶著難以釋懷的遺憾，他從此沒有再回到台北。建治和部落的人有些不同，他對於徵收土地的大型部落重建案抱持懷疑，他不想依賴鄉公所的重建，主張原地重建；事實上規劃案早已定案，他已無力可回天，但這個觀點使得他在部落裡成為異議者。不僅重建觀念不同，他在外地討生活的過程中，也累積了許多作為一個原住民的困惑與思考。也許是因為對部落共同的憂心，對重建事件的持續關注，慢慢的，以建治為中心，紀錄片工作者、生活重建中心的社工員，成為有默契的夥伴。2001年一月，建治在果園裡為母親的甜柿小樹接上了新花苞。這新花苞意義很大，代表著建治重回農地的決心。建治拿了一張電腦打字的計畫書在攝影機前告訴我，他和大安溪生活重建中心合作，決定向勞委會申請一個蔬菜班，組織族裡的年輕人，重新回到荒廢的土地上耕作，種植短期蔬菜，共營共享，希望蔬菜班能夠影響年輕人，離開早上也喝酒的生活，恢復一點對農作的信心。在書玄、盈豪的陪伴下，建治經過找尋土地，借農機、借現金的過程，2001年三月一日蔬菜班開工。建治和部落裡的年輕人一起整理荒地，書玄開始下田學習，而我們則在對山的位置架好攝影機，記錄這一個畫面。這時，距離地震已經五百多天。 我事實上對社工專業如何投入災區重建工作並無所知，但是我觀察到他們下田學種作，用生活的陪伴，緩慢的與蔬菜班一起往下走。蔬菜班的成員後來雖然沒有如建治的期待，由於共營共享的利益積極開發更多作物，反而停留在種了一期四季豆，一期苦瓜，只渡過了夏天種植季節的程度。但是在我的觀察，如果你有兄弟姊妹在早晨八點，穿上雨鞋到田裡去，這件事情不可能不對生活帶來影響。就算你永遠疲憊習慣晚起，一個星期裡也有幾天不好意思，勉強的在早晨走出燠熱的組合屋，來到自己曾經親手開墾的田裡，看到豐美晶瑩的苦瓜，汗水滴下來，微風吹過來，暫時忘記了酒。過去對於生命再怎樣沒有信心，隨著勞動的節奏，生活慢慢兜攏起來，慢慢像個生活。孩子們眼中看到的大人，也會出現在田裡，不是只有在電視前的沙發裡。他們訂了週五是開會時間，檢討出勤狀況，誰遲到了誰曠工了，誰該負責噴農藥誰借支了沒有還錢，大家有時候散漫不一定開得成，但是書玄、盈豪、建治勉力維持著，希望給努力的人最大的支持力量，在我看來，大家像是互相陪著撐下去。 在部落的農地上開墾、種作，流下汗水，看著作物成熟，自己採收，除了勞委會的基本薪資，賣菜的所得是自己勞力與技術賺取來的盈餘，這和以工代賑的感覺完全不同。我不喜歡以工代賑對「工作」的意義與尊嚴的摧殘，由於以工代賑（比如說是環境清潔或護溪）僅需要形式上有個工作的樣子，使部落的人穿著工作背心，有點不好意思的在山路上、在工寮、在部落的某個角落裡，等待短暫的工作時間--可能是兩個小時-過去，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家在混。這種工作，看著大家互相取笑，私底下又為了以工代賑的分配互相攻擊，能有一種制度如此摧殘「工作」的尊嚴，我不相信大家心裡會覺得舒服。 當蔬菜長成，有些媒體來採訪蔬菜班，強加以過度樂觀的評價，建治不知道如何自處這樣的矛盾，常常跟我討論。他有時候覺得有力量，有時候遇到困境，看到族人們推不動又覺得悲慘，我就負責打氣，告訴他我在紀錄片的位置看到的不太一樣，有機會將蔬菜班這樣的案子從無到有實踐出來，以前和部落並不這麼親近的建治，正與他的族人，更深度的發生關係。建治對生活與勞動、甚至生計、重建的想法，也終於透過了這樣的現場，傳遞給他的兄弟姊妹們，縱使是很微弱的一些傳遞，但既然回鄉，選擇活在這裡，又怎能放棄？而我們的攝影機裡看到了這細微的聲音。 今年春天，台中縣多數以工代賑退位，部落裡的補助金應該也花光了。我和建治、和大安溪生活重建中心的朋友都在期待著，期待著某些生存的動作會發生。這些日子，我看到了去年蔬菜班的一對兄弟，回到去年的土地上，重新整理瓜藤，準備種下今年的苦瓜。而建治帶著去年習得的農事技術，借了一塊新的土地開墾。我喜歡春天，縱使價錢低的作物也令人期待，自己種作跟以工代賑就是不一樣。而目前，生活重建中心裡的當地人工作者越來越多，尤其是達觀部落的女性，帶著孩子在生活重建中心裡工作，他們這一年努力推著幾種部落學院的課程。 對生活重建中心的工作提出什麼觀點？在這篇友情支援的寫作之後，我反而比較清楚了這不是我現在能作的事情。當我試著努力寫下觀察，發現了這只是攝影機的位置的其中之一。在選擇業務上，你們究竟遭遇了什麼？蔬菜班是你們原來就想作的事嗎？你們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了什麼？倒想鼓勵盈豪、書玄和玉如，所有從外地來到重建區工作的人們，整理你們自己的經驗，書寫你們在第一線遭遇的困惑與種種超越的嘗試，讓我們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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