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一地震後，十三個決心長期留駐災區的民間團體與南投縣政府共同建立二十三個社區服務中心，相互連結形成一個服務網絡，讓南投縣所有的地區都有基層社會福利的提供據點，這個模式後來成為九二一災後重建暫行條例中的災後生活重建中心。正當這些外來團體在經過兩年的摸索，與社區建立臍帶相連的生命共同體之際，新上任的林宗男縣長斷然決定將所有生活重建中心業務不再委託給民間團體辦理，而改由鄉鎮公所辦理，所有在後留駐災區的民間團體在災區深耕兩年之後，面對經費的斷炊進入是否繼續留駐災區的長考。這樣粗暴的決定再次驗證社會福利被政治力戕害的案例。

　依照本人與暨南大學廖俊松教授甫完成的生活重建中心評估報告來看，林宗男縣長的決策立論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從執行時程來看，暫行條例所規定的重建為期五年，目前已經執行超過一半，只剩下兩年，中途大幅更換執行單位，公所勢必從新學習所有重建相關業務。等公所業務上手，災後重建也將結束。此時陣前臨時換將，除非現有民間單位有重大缺失，實無更換的道理。

　當我們比較民間團體與縣政府社會局自行辦理的重建中心時，發現民間團體與政府自辦的中心最大的不同在於，民間團體有強大的結合資源能力，而政府部門只能依照公務預算執行，由於缺乏其他財源，因此資源運用的彈性較少，常成為業務推展的障礙。以南投縣政府自行辦理的中寮第一重建中心為例，縣府補助一元，中寮第一重建中心向其他政府部門（如勞委會）以及九二一基金會的經費募集了1.33元，但遠遜於其他外來民間團體，例如承辦南投第二重建中心的伊甸，縣府補助一元，伊甸可以向外募集9.26元，來從事生活重建工作。換句話說，南投縣政府補助民間的經費透過民間團體的募款運作，可以為重建區帶來更多資源－也就是工作機會，這也是為什麼當重建中心要轉移到公所時，民間團體最擔心的是為重建中心工作，部分擔任居家服務員、訪視員的災民可能會失去他們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而災區的老弱殘障將無法再獲得所需的服務。民間團體用募來的資源填補政府決策所遺漏的缺口，這樣的配合一旦進入公所後將一切依法辦理，失去處理人群服務時面對不同案主所需要的彈性。南投縣政府一元的花費得到將近十倍的效益，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樣賺錢的生意南投縣政府會選擇拆夥一途？

　當問題不來自於重建中心本身，造成林縣長排除民間團體的原因應該是外部因素。可能的原因有三個。首先是對於重建中心後續經費無著落的擔心，為了避免重建中心在中央撤手後，將來成為財政已經困難的南投縣政府的負擔。但是暫行條例明訂重建期五年，至少重建經費應該無虞才是，其他受災縣市尚未感到類似壓力，所以這不是理由。其次，縣府可能考慮重建中心與公所之間在福利業務執行上可能重疊的問題。這個問題在重建中心成立初期卻曾經造成公所的反彈，但是隨著隨著各種福利服務工作內容的開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與公所間的互動更顯得殷切。如個案的訪視經常會邀請村里幹事（或村里長）陪同前往，一方面可以迅速增進對於地區環境特性的認識，減少地址尋找的時間與途程消耗；另一方面也可以讓村里幹事瞭解中心的工作內容，強化他們對於中心的認同感；而由於中心的工作同仁多數是年輕女性，有村里幹事的同行尚可以有安全上的助益。如有碰到急需生活與經濟安全照顧的家庭個案，特別是需要政府津貼與補助者，中心更會主動接洽村里辦公室與公所，給予個案行政程序上的支持與協助。換句話說，公所與重建中心已經發展出彼此合作的模式，公所進行行政工作，重建中心負責服務工作，彼此相互搭配，合作良好。也不應該是理由。

　最後可能的理由是政治考量，因為這些重建中心被視為上任縣長彭百顯的政績，且是彭的地方樁腳，所以需要被加以剷除。如果災後重建是這樣被二元政治邏輯所化約，這對這些民間團體的社工專業自主性真是莫大的污辱，同時也為台灣民主選舉的幼稚與膚淺做了最好的註腳。這讓我想起，日據時代日本政府為台灣引進許多現代的社會福利措施，如兒童托育、就業服務、國民住宅等。但是這些福利措施在光復後，被視為日本殖民統治的遺毒，而被廢除，造成當時社會福利的倒退。這些政治人物除了選舉之外，還看的到民眾的需求嗎？災後重建是新政府上台時的承諾，社區總體營造是新政府形塑台灣主體性的重要策略，當民間團體以社區工作的方式，陪伴災民走到今日，而民進黨執政的南投縣卻不允許他們繼續走下去，在這中間，我看不見民主，更不見進步的氣息。

　災後的兩年，這些民間團體仍然堅持與災民生活在一起，他們奉獻的心有目共睹：竹山重建中心主任曾紀平先生放棄自己在大陸的律師事務所到竹山擔任重建中心的主任、水里中心主任黃清塗每天騎兩小時的摩托車從台中到水里上班、還有好多好多我認識的朋友，他們在災後用心的投入，在在見證台灣人相愛的精神。眼見他們的苦心將毀於一旦，好多朋友告訴我他們很平靜，因為這一場美好的仗，他們已打過。我不禁在想，他們曾經努力的，別人奪不走，但是人們從這樣的荒謬中，學到了什麼？大自然的災難，我們無力阻止，但是人為錯誤的決策，難道我們也無力阻止嗎？